问：在采访前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进行了一番了解，发现您是一个履历丰富的人，对此深表敬佩！我们发现您在就读于上财之前，曾在制造业工作，是什么机缘促使您选择报考上海财经学院的呢？
答：在我们那一代，政府会给毕业生分配工作，1977年我中学毕业时被分配在工厂做锅炉工，这一年恰逢恢复高考，我们都有些渴望上大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参加了第二年高考，并且顺利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正是这么个缘由我进了母校。不过我当时对经济的概念、理论都很模糊，我甚至连“财经”两个字怎么写都不清楚，填志愿时写成了“财金学院”，直到就读后才知道是“财经学院”。
问：所以真的是机缘巧合。那么请问您在上财读书期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答：我们那一届是上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我们1979年1月去报到，最让我惊奇的是，我们这个班居然有60人。同学之间年龄差有13岁，我还算比较小的，其中有的同学还是身怀六甲的准妈妈。这个情景确实令我印象深刻，而这正反映了我们当时时代的特征：整整十年没有学习的机会，社会上积聚了一批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因此，一旦大学的闸门打开，大家都积极报考。当年高考，也不像现在一部分年轻人，高考的目的只为做人上人，当时的我们纯粹为了学习而读书，并且真心诚意地想报效祖国。我们是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对社会的责任，对人生进步的追求去参加高考的。
问：在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学习氛围中，有没有什么人或事对您的人生产生影响？
答：我们当时的见识不像现在的你们这么宽广，对未来的想象很有限。但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这句话出自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姚耐，他是新四军老干部、陈毅的部下。我清晰地记得他在毕业典礼上的寄语：“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都是厂长、经理的毛坯，财经学院就是要将你们培养为企业家。”当然我最后也没有做企业家，就一直是个“毛坯”（笑）。但姚院长的这句话激励我们在经济领域成就一番事业，去推进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
问：您在学校里学习了哪些课程呢？
答：当时我们有理论的基础课程，如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等。其实从今天看，我们当时学的课程还是比较老化的。不过我很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直到现在还留着政治经济学两本厚厚的学习笔记。同时，我们还学习技术性的课程，比如企业管理、统计学等。当然，我们也学诸如外语、数学等工具性课程。从课程的设置上看，我们当年的课程自然不能同今天比，但正是这些课程把我们引入了经济专业这扇门，这正像我自从进了上财后我就会正确书写上海财经学院了（笑），因为以前不了解财经，而现在了解了。
问：所以说，这些课程培养了您以经济的眼光与头脑审视、分析社会经济。您在上海商业一局职工大学任教有15年之久，之后的发展、个人成就一下子有了很快速的提升和变化，当时就猜想这段时间对您很重要。
答：对，我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主要进行日用工业品贸易、批发、零售的上海商业一局工作，对贸易经济专业的我来说，这是直接对口的行业。但我到了商业一局之后，正好有个教职空缺，人事处便指派我教书。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类的综合学校，包括中专、大专，后来又加了一个党校。当年商业会计学校虽然是中专，但与高考同一试卷，因此入门要求还是蛮高的，也有“四大名校”之称。在学校教书期间正好给了我一段时间充实自己。因为过去学的知识很多都是“文革”之前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基本属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模式实际上早已被否定掉。由于在学校里时间相对充足，我就读了很多书。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我把西方经济学经典的教材系统地学了一遍，自己也写了几本书。其中有两本书比较重要，一本是《市场营销学》，这本书现在已出第六版，累计销售超过五十万册；另一本是《西方经济学原理》。所以那段时间给了我一个重新更新知识的机会。
这之后，我开始参与实际的企业策划，包括企业项目策划、企业发展策划。在此过程中，我把这些知识一一加以印证，可以说，毕业后的这段时间给了我足够时间去积累、思考、探索，可以说那几年是我上的第二次大学，我的价值观、经济理论知识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模式。
问：您曾经当过教师，担任过十年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目前在政府工作。从学者转型为政府官员，每次的角色转变，您是怎么去适应的？
答：其实现在的我已经很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了，明年1月份我就要调到区人大工作。我第一次换工作是很不适应的，有专业、兴趣等等的顾虑，但是现在我已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你的不同经历会锻炼自己，而这些累积的经验能帮助你适应环境的改变。
我想我能与你们分享一个基本道理：不论什么工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件事的关系，背后是人的关系。懂得与人去打交道，你就能做好一件事。每件事都有其特殊性，即便同类事件也有不同的点，处理的方法上也是灵活的。但是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却是相通的。你只要懂得人就能做好事，而人要的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尊重。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坦率、真诚。如果你有这些最基本的态度，你和人打交道也很容易，那么任何工作都不怕，你们仔细想想就是这回事。
问：所以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做人。
答：对，中国有句老话：要做好事，先做好人。你自己做好了人，就会和他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真诚坦荡，替人着想，这些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
问：您现在主要从事管理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您能谈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上的感受吗？
答：工商行政实际上就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理。过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重心在于管制企业，使企业行为符合政府要求。这其实和我们计划经济的思路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理论上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大量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存在。本届政府提出要搞活企业，即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政府放手，鼓励企业形成活力。而这需要我们在工商管理上改革。
过去政府管理企业，是管进入的门槛，包括体量、资金、员工、场地等方面，这其实是一种很懒惰的方法，因为企业进了门以后政府就采取粗放的策略，对于企业行为的管理很宽松。从客观数字上，提高门槛，的确能保证不出普遍性的乱子。但是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由于你门槛高了，市场就不活跃了。因此，李克强总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解决旧制度限制市场创新与活力的弊病。现在的思路是降低准入的门槛标准，比如说企业注册时降低进入的门槛，但是政府要管理的是企业的事中、事后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监管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虽然管理成本有所上升，但通过大数据应用，政府可以将各地区、各企业的经营数据集成起来，把筛选出来信息发布于网上交由市场判断。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检查企业，现在的方法是随机抽查，政府提前通知在抽样名单上的企业并告知所要检查的项目，但至于何时来检查，何人来检查，这是随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得不在经营中更加谨慎。所以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就从之前的事前的门槛降低下来，加大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处罚力度，这就是这届政府工商管理的基本思路。
问：您刚刚也谈到市场经济，中国也是很大的消费市场，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不景气，虽然总体而言有所回升，但还是很疲软。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答：这个就有点复杂了。表面上看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用我们过去的知识来描述，这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从我个人的观点看，产生的原因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关键问题，第一，在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需要改变。现在政府冲得太前面，导致经济发展模式雷同化。现在中国哪一个城市不是把房地产作为当地支柱产业？原因在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但是政府又不直接参与市场，不懂得创新，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只是追求GDP，而房地产最容易、最能体现GDP，于是全国就呈现出一个趋同的现象。
第二，政府在投资领域仍不够开放。目前国内市场参与投资的都是大型国企、央企，现在表面上是对民企开放，民企也有一部分参与其中，但是民企所占的股份非常少，即便能参与的民企，也是本来就被认可的、被称为“红顶商人”的那批民营企业。大量的钱无处投资，股票市场波动太大、黄金市场不稳定、外汇市场难以把握，而投资实体企业风险很大。于是所有人的钱都花在买房子上，但是房子有“限购令”限制人们投资于房产上的资金，于是民间的投资始终没法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也就造成了经济体投资不足的现状。
第三，投资实业的成本很高。从理论上讲，生产需要四大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你们看，现在土地楼板价都是天价，借贷不仅困难、利息又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家们都带着红帽子，信价比很差。这个资谁愿意投呢？那怎么办？很多人就去做虚拟经济。我们现在很多国企，包括做实业的国企，相当大比例是把资金逐步转移到金融领域去了，这样的后果就是泡沫就会很大。不仅如此，很多民企也把厂卖了投到金融领域去做各类基金，越来越多的资金堆积其中，泡沫也就越来越大。所以，从本质上看，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非生产力的问题，并非供给过剩这么简单。虽然我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现在主流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但用来评价现在的问题很合适。还有税收，我们现在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真的是高税负，宏观税负是33%-37%，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收入被税收拿走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会缺少活力。
问：您长期担任政府管理工作，在这方面经验相当丰富，请您分享下经验和体会？
答：政府管理，首先是做人。你自己先是一个老百姓，然后才是官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政策（当然我们是政策的执行者不是制订者），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很多度量的权利。在任何的执行过程中，你的行为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因为你本身就是老百姓。只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政策才不会有很大偏差，才能使得政策有利于民。我们现在有的官员，当了官以后不食人间烟火，只从官的角度去做，于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很多政策措施都违背了民意，所以百姓对政府就会有意见。另一方面，你也要明白自己是一个官。你的言行会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你不能随便地讲话、草率地做决定。你做决定时要想到你是一个官，你的影响力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这非常重要。日常生活中你也要有官的意识。比如在路上和别人发生冲突，你要懂得退让。总之就是既要有民的意识，又要有官的意识。政府管理者，你首先要明白你是一个百姓，要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要想到你是一个官，你的任何行为产生的后果要比别人要大。
问：您之前也说大学毕业后读了很多书，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碎片性阅读，不成系统。听说您给自己规定每年要精读至少十本书籍，平时也会在网络、报刊杂志上进行阅读。那您觉得读书对您个人成长有什么帮助，对上财学子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先报告，我今年已经读了20本，比目标稍微多一些。其实我在我们这群人里读书不算多的，我有朋友真的读很多书，他们每星期读一、两本书，那真的是读书人。至于书籍的选择，我认为没有严格的定义，并非一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书，小说、散文皆可。
我认为读书对个人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是丰富自己的见识。我近一两年在读欧洲历史方面的书籍，最早是接触了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我又相继读了几本有关欧洲历史的书籍，比如《耶路撒冷三千年》，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看历史类电影时，我就能清楚地知道十字军东征、拜占庭、东罗马西罗马、亨利五世等历史背景与人物，也就更容易理解历史片。再有，你的读书经历会和你的实际经历发生共鸣。有一次我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里转了半天，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地方！这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起源地、人类文明的圣地！而我所到的每一处，都曾在书中相遇过。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笑）第二，也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们将来，也会记住我这些话的。一个人的人生现实是一元的，但是通过读书，一个人可以体验多元的人生。你一旦沉浸在一本书里，你就是小说里的一个人，你就有现实人生之外多重人生的体验，你会有多元世界的快乐。退休以后我就打算去过一种文艺的生活，读历史、小说、文化等不同类型的书，体验不同角色的人生，这样感觉就很好。
问：从您的个人经历看，您对人生规划也有一番见解，您对在校大学生的人生规划有什么建议吗？
答：每个人对人生都要有一番计划，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一方面要有个人理想、有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懂得顺势而为。有时候，你想做的事不一定能做成，但手头做的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在没有其他机缘的情况下，你只要认真去做这些事，机会总是会出现的。比如说我刚毕业后去了一个职业学校，有的人就随随便便过一辈子，可能混得也蛮舒服，但是也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做，读很多书，你就会为自己创造很多机会———渐渐地会有人找到你，你也有更多机会发挥才能。
问：过去您是上财的学生，现在则是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我想您对上财也有着别样的情愫。正值上财百年校庆，您有什么话想对母校说？
答：当然了，我希望上财发展得越来越好。母校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本来是一个锅炉工，有的同学入学前是农民，本都是芸芸众生，但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们的人生观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个人职业生涯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学而优则仕”，上不上大学对人生走向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能上大学的人真的是天之骄子。当年我们校徽不离身，校徽给予我们的荣誉感与自豪感自然也是不言而喻，所以大学对我们人生影响很大。现在一眨眼，近四十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对大学还是充满感激，对母校也充满感情。因为我们读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不堪的记忆，但上财给我的记忆始终是很美好的。现在我每年捐资给刘立爱心基金，累计已达人民币5万元，用以资助上财工商管理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困难学生，既是回报母校，又帮助了晚辈学子，我对上财的感情又深了一层。
问：听了您的话，感觉我对上财的感情也更深了。
答：哈哈，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人生的大学时光。
访谈时间：2016年11月9日地 点：上海市徐汇区区政府受 访 者：朱成钢(上海市人，1958年生，教授，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我校1978级贸易经济专业校友。曾先后任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大学教师、副校长，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市商委秘书长，市经委秘书长，静安区副区长等职务，2011年11月起任徐汇区副区长。)访 谈 者：朱小语、倪嘉辰、胡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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