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梅老师，请您谈谈当时考入上海商学院的情况。
答：我最早是在苏北国民党控制区读的书，高中毕业进了南京临时大学的商科。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回来了，叫做“还都”。临时大学按照要求接收了大量汪伪时期的大学生，经过教育部甄别以后按照专业分配到各个学校，所以我就这样来到上海商学院。
问：梅老师，您对学校还有什么印象吗？
答：有印象。当时学校很小，在中州路102号，就一栋教学楼，我们住的宿舍是后来造的。
问：梅老师，当时学校收不收学费呢？
答：分自费生和公费生的。公费生比较难考，吃饭、住宿都是用公家的。这个并不是说国民党进步，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很多逃难的学生到后方去了，所以国民党不得不拨一笔钱，让这一批学生可以读书。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制度延续下来了。在抗战之前，读书还是要收费的，国民党那时是为了适应战时的体制。
问：那您看当时学生除了读书，业余生活都是如何安排的，包括外地同学。
答：当时上海商学院有个体育馆，里面有个游泳池，篮球、排球都还不错。
问：梅老师，那您对以前那些老师们还有什么印象吗？
答：老师里面像娄尔行，我有印象。还有一个教统计学的老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还有当时系主任叫杨开道，这个人也是能说会道的，是从美国回来的，好像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
问：您对其他一些老师还有印象吗？
答：教务主任凌舒谟，这个人是朱国璋的重要助手，因为当时学校重新办起来，一下子就设立了7个系，而且课程安排得很好，这个也是要有本事的。大家也说这个学校是上轨道的，学生埋头读书，晚上自修，读书都很努力，这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问：梅老，您能谈谈您当时的思想状况吗？
尤其是怎么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的呢？
答：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公报》工作，他是国际版的主编，这个人的名字叫戴文葆，他很有名，《炎黄春秋》也提过他。
问：是他向您传播的知识，给您看的书吗？
答：对，他家里有好多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就跟他借来看。
问：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地下党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情况？
答：当时上海商学院能搞学生自治会是个重大突破点，为什么呢？当时学校规模不大，教学抓得很紧，国民党势力很大，地下党搞不起来。这个学生自治会是杨毅芳搞起来的，他有号召力，这个号召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抗战时期曾经在江西的国民党政府做了几年公务员，他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比我们大七八岁，但是他没有国民党的党派背景，所以是中立。
问：梅老师，当时他搞学生自治会学校没有什么意见吗？朱国璋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答：学校在那种情况下，国民党到处打败仗，已经没有精力管理了。另外当时大学生都在思考了，蒋家王朝能不能保持下去，已经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了。
问：那他又是怎么跟中国共产党联系上的，因为您说他是一个中立的背景，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派，如何让中国共产党选择他？
答：这个人有威信。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时来了一个老大哥，年龄又大，又有阅历，在国民政府里面工作的，见识也多，能力也强，另外他有正义感，他敢发表意见。
问：等于说他敢带头。
答：另外，在1947年发生了一个群众性的大学潮，叫做“520”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是从南京开始的，惨案也在南京发生的，我们学校因为没有学生自治会，所以没有响应。但是当时他就敢出来讲话，“学生怎么能被杀呢！”，他在宿舍里面就说了：“学生不是应该受保护吗？你国民党不对嘛。”好不容易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正好恢复建设，又打内战。当时共产党部队少嘛，国民党就想吃掉共产党。这个大家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问：所以还是得到学生的认可，然后学生也响应他。
答：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激发出正义感，大家对他有好感，拥护他。他也不是革命家，但是他有正义感，所以共产党把他推出来，叫他来组织，他就把我们都带进来了，所以当时他做学生自治会理事长，他就让我去做宣传委员和宣传小报的总编，所以这个报纸是存在的，“新上商”第一期，我是总编。
问：对，杨毅芳、何克明、龚浩成、叶孝理、张永年等等。
答：张永年是学校里面的活跃人物呢，说明这个报纸是存在的。他让我做总编。
问：这也算是您在文艺道路上的起步吧。
答：是的，在学校这份报纸上，我也发表过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这上面的，我自己后来也提到了。
问：您还被列入到逮捕名单啊，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答：陈大庆当时是上海司令，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这里面提到了我在上海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们的组织不是学联组织，不是搞宣传运动，学潮运动不是第一，主要是为了配合上海解放运动，我们这个组织是华东局、城工部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发展组织的。杨毅芳跟我不搭界，是两条线，但是心照不宣，我当时跟戴文葆借了好多马克思的书，看过就放在床头上，还有列宁、斯大林的书。
问：那是谁发展您进入城工部这个组织的呢？
答：是复旦大学的一个老乡，实际上就是公安部门，保护一些人，调查能够接触到的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大企业、工厂，人事方面的、财产方面的、各种组织活动的事情，这个范围广了，要组织人插入到其中，争取中间分子，让中间分子靠拢我们，或者让他们不要到台湾去。
问：那么当时学校里面学生是什么情况，学校里面还有人学习吗？
答：不学习了，当时没有课上，毕业论文也不弄了，都搞革命去了，不搞革命的就在那儿彷徨，不知道怎么弄了，上海学生后来就不来了。上海已经混乱了，国民党的人都一批一批往台湾跑，当时学生还发了60斤应变粮食。那么杨毅芳接收到这个消息后就有警惕了，很多学生基本上没抓去，后来为什么被抓走了不少人，据说有个人披着一件衣服，看不出什么人，就他指那个人抓那个，抓的都是无辜学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这个人其实是在学校里面的国民党特务。
问：那老师当中有倾向共产党的吗？
答：褚葆一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问：有人说当时很多人游说他去台湾，也有进步学生争取他，让他不要去台湾。
答：我不能确定他是共产党。
问：雍文远老师您有印象吗？
答：不熟悉。
问：雍文远是解放前就回到上商做校务委员了，他在30年代就在四川加入共产党了，您可能已经毕业了。
答：不清楚。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我起了作用了。那个时候好多人都被屠杀了，国民党有人问蒋介石上海逮捕的人该怎么办，蒋介石说全部处决。
问：最后在黎明前也确实被处决掉了。
答：但是对照那个名单呢都对不上去。
问：等于保持了上商学生的力量。
答：等于我们这个组织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问：您在其中起到了通风报信的作用。那梅老师你是什么时间离开上商的？
答：上海一解放，我就跟着组织走了。
问：梅老师，上海解放还有印象吗，当时您在学校吗？
答：还敢在学校吗？都跑到我的宿舍抓我，我老早不在学校了，我出去工作了，就去我姐姐家里住，我姐姐住在虹口那边，因为环境不允许，报纸就办了一期。
问：这个我们校史馆里面有一份，不知道哪个老校友捐的。
答：还有啊？
问：有一份，您要是回去我们带您去看看，您要是想要可以复印一份给您，还有您读书的地方还都在，就是中州路那边的校园，可以带您去看看。
答：那就看身体了。还有（拿出郑宝珊写给他的信），这个郑宝珊是地下党，他走读，不住学校，因为他又工作又读书，不来上课的时候可以出去接活，所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所以他很隐秘，大家都不知道。杨毅芳当时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共产党，后来知道了。1947年逮捕了学校两批人，这就说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人还是阻挠学生运动的，杨毅芳始终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问：梅老师，下面我们来谈谈您是怎么开始搞翻译、文学这方面的。
答：我在上海商学院办报纸，算是社长兼总编，后来跟着组织去了苏南，在《苏南日报》工作，当记者了，到了1951年我就能写5万字的报告文学了。当时有个农村教师叫徐瑞芬，是溧阳的。当时江苏省不叫江苏省，分为苏南、苏北和南京市，就和安徽一样。我们两个在苏南，因为这位教师，在最困难的时候把学校依然办了下去，用革命办法、革命精神办下来了，中央叫人前来总结经验。后来决定要报道，我在那边呆了20天，深入了解，跟他们打成一片，收集到一手资料，当时脑子灵光，一天写一篇，每篇三千字。这个影响在当时你想象不到的，今天写交给总编辑，第二天就见报了，继续写第三天、第四天都见报了。一般不是说要进一步研究，然后排版，后来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当天写就可以当天发表了。
问：这也是对您文笔的肯定啊。
答：妙就妙在哪儿呢，《我在清水塘》在《苏南日报》上才发表三周，上海《文汇报》就开始转载了，当时的党报是《解放日报》，但是《文汇报》影响力大，它一转载，《福建日报》也转载了，《北京教师日报》转载了，《南京教师报》也转载了，在全国都红了，那时候1951年，才23岁。
问：这是1983年9月4日《人民日报》第7版，我们回去要把这份报纸原件找来，放在校史馆里，您作为我们的知名校友，我们要将您的资料展出，告诉大家我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作家。《人物》是1994年第3期，总第85期。
答：因为做了新闻记者，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后来又写了5万字的报告文学，在全国闻名了，那时候包括南京大学的教授都学习这个材料。
问：上面提到：1951年，您以一篇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轰动文坛，全国有六家报刊予以转载，后来出书了，再版了七次。
答：因为写了这本书之后，就调到了出版社了，因为出了这个书，当时出版社社长在群众出版会上表扬，江苏出版社也是很体面的，后来我就跟总编辑讲，我干了三年新闻记者，才写了这部作品，我是写文字的，你们现在把我困在这里做编辑。当时《新华日报》让我去那边，总编辑就对我说：“小梅啊，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做新闻记者了，新闻记者刻刻苦苦的，像你这样的智慧很难得的，这样飘飘浮浮的总不是个事，要不你来出版社吧。”我说来出版社可以，但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每年要给我两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到生活中去，那我就来出版社工作。后来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出版社，苏北苏南变成江苏人民出版社，那我的要求就兑现了，他也没话说，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到连云港旁边一个海边的大农场，搞拖拉机。1953年的时候，拖拉机也是很新奇的，我去了三个月回来尝试写长篇小说。《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写了。我写了15万字，是已出版书的三倍，花了一个月就写出来的。当时出版社跟我讲：“要考虑那个影响的问题，你就在那个办公桌上写，不要跑到其他地方去，不然下面也就有意见的。”那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来了，这个是小说了，不是报告文学了。出版社来信说我们决定要，小说写的是抗美援朝的背景，但整个小说没有正面写抗美援朝，我们加5万字写朝鲜战场，把这个人物写出来，这个就有点为难，抗美援朝我又没参加。就在我为难的时候出版社决定用，我就高兴了。
问：梅老师，您写作的手稿还有吗？要是愿意的话，能捐献一部给我们展览吗？
答：有的，但是出版社拿去了，他们要存档。我大概总共写了700万字，其中400万字属于翻译，就翻译波兰的一个人。9大本呢，每本大概40万字。应该说，我搞创作也比较顺利，一下子就成名了，成绩也出来了，后来当作家了，就没有负担了，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后来呢，我就出事了，这个事情讲起来太长了，被迫戴大红花下放，后来只能做翻译了。本来想没创作多少东西就倒霉了，不做了吧，但是后来一想，上帝对我还是很好的，我要是什么都不弄不是浪费嘛，不能创作那就翻译，我英语还是不错的。而且我夫人是外语系毕业的。
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对您从事翻译又有哪些帮助？
答：福建师范学院的。她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她家有一批英语藏书，后来她父亲到台湾去了，这批书就跟着我的夫人。其中就有显克微支的书，他的代表作《火与剑》。后来她有一个表弟在美国，让他帮忙购买显克微支的其他著作并寄回国内，然后我就开始翻译起来。翻译我是下了苦功夫的，什么苦功呢？在波兰，这个人的作品当时在苏联是被批判的，因为他坚持爱国民族主义，我们要学习他好的，你想想基督教怎么一回事，基督教不是鸦片嘛，我就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几本我都看了。有了这些思想作支撑，能够把我书上看到的问题都解决了，恩格斯就写了两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他说，在那个时代对于受痛苦的工人阶级，基督教就是社会主义，看了那个之后我就有把握了，可以做下去了，以后能不能出版就不知道了。后来《人民日报》叫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并发表。400万字的代价很大，表现力要很强，翻译家英语再好，用中文来表达就是用本国的语言表述别人的东西，但是如何运用中文把英语的精妙之处表现出来呢？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不能说英语怎么说就怎么译，不然谁要看呢。《火与剑》是75万字，来回写了三稿：第一稿忠实于英语，不行；第二稿像气垫床一样在水上飘起来了，又不行；第三稿才找到那个感觉。后来，波兰人看到我翻译的书，觉得我为他们国家文化做了贡献，就给我颁发了一块金质奖章。
问：谢谢梅老师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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