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我校银行学系校友□王玮-《上海财经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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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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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我校银行学系校友□王玮

　　我是生长在长江边———南京市近郊的一个小县市，人口不到廿万，以耕种为主，本地产稻米，尤以糯米最有名营销全国，其次茅山茶叶也是名产。但教育方面仅二、三个小学，及一所县立初级中学而已。我父执辈初中毕业后都赴南京，读高中及大学，伯父还去法国留学攻读文学。
　　1937年我考上当地初级中学，因日本的入侵，无奈逃难至上海租界暂时居留，就地开始入学。当时因生活压力，考大学时以读国立学校为目标节省学费。那时的国立大专院校都是联合招考，压力很大，所幸蒙国立上海商学院录取，而校舍也是租几间教室很简陋，但教授都很严格；我们课余也是在家攻读，很少有任何活动。不幸不到二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上海租界，在上海的国立学校也不能继续而暂时停学。直到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回到上海，先设临时大学，让当地学生继续读书，然后再分发至正式的学校就读。我就回到母校———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是朱国璋先生，在四川路有完整的校舍，内有新建的图书馆、游泳池、体育场及大礼堂，还有厨房供应午餐，虽很简陋，但我们每个学生都很满意，另有男女生宿舍。可惜好景不常，二年多后内乱又起，那时学生除上课时间外，很少有其他校外活动，都是思想单纯。
　　1948年我们毕业，开始另一项人生规划，就是找工作，但因国共内战就业困难，男同学或许比较容易，而女生在那时代问题多多。再加家庭有变故，我母亲已逝，父亲随继母再回乡间老家，也无法顾及我们子女。所幸有一位亲生姨母在台湾工作，该时正是台湾一切待重建开发之时，需要一批年青人打拼。我到台湾南部高雄后，考取国营企业的台湾铝业公司，可是台湾并没有生产铝矿，都是自闽南进口在台炼制加工成铝锭，约十年后因铝制工程渐渐没落，同时因外子也调至台北工作，我也就调至台北电力公司工作至退休。
　　来台湾忽忽六十六年，当初感到一个小小海岛，能充满活力，各省移民也很努力开发，中华民族子孙就有它的优越文化历史价值。
　　（作者写于2016年12月台北，时年九十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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