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那是一个火红、温馨的年代，童年的共和国进入“学龄”时期，有关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各领域当时一切都是向具有社会主义经验老大哥的苏联学习，成为我们上下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准则。特别是作为马列主义经典的化身，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更是那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财经方面最热门的学科和必修课。
　　那时新中国政治、经济经过“一化三改造”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举措，工农业迅速发展，历史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起点上。旧的资本主义财经制度、理论、知识体系已经打破，新的社会主义财经制度、理论、知识体系正在创建。根据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关于高等财经学院方针、任务要求，全国在东北、中南、西南、华东四个大区分设了财经学院，大量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财经建设的知识分子人才；同时决定依计划、按比例地造就一大批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工作经验的财经管理干部队伍。这些政策落地，全国各条战线上干部脱产学习，开创了共和国一代正规的进修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由此，当年组织上便选送我考到了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贸易会计专修科，主要攻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那时全重庆财贸系统共选派了4个学员，除我以外，还有重庆商业局财会科陈时渠、市食品公司财会科马济伦、市医药公司财会科周祖述。当时全校5个系，即：财政信贷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会计系、统计系。每系设有专修科，夜校部还有两个系，两个专修科。学生3400余人，加上夜校部、训练部共有3800余人。我们均来自全国各地商业、财贸系统的工作岗位上，属于全脱产正规的一年进修制，纳入会计系所开的甲、乙两班。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贸易会计、统计学等等。我就读在甲班，是贸易会计学科代表，也是班干部；班主席林志生；班长张志宏、雷云龙，全班共34名同学。记得在1956年9月1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姚耐院长作学习动员报告，要求我们对这个崭新专业必须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他说，“财政经济贸易学科是国家经济命脉，关系人民经济生活，是社会主义建设技术改造、经济改造的重要知识基础”，王星九副书记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报告，以后岁月褚葆一副院长“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徐教务长“关于学习”的报告……至今仍响彻耳边，记忆犹新；钱培均教授执鞭施课的身影也还历历在目。那时国家的一系列举措，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而，我们也荣幸成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战线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期黄埔生”。
　　我读书时，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毕业考试时，在来自全国各地学员的班上，以第一名成绩取得第二文凭，获得了姚耐院长颁发的“三好学生奖”。与此同时，我仍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记得当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简称“劳动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这曾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体育制度和基础，其目的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体育教育，培养人们成为健康、勇敢、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不久国家体委、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团中央、全国学联等单位又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从而掀起了全国中学和大学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热潮。“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很多，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等，贯穿着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我参加了竞赛测试活动，还荣获了“劳卫制奖章”，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和体育达标的标志———早期典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先驱和榜样！
　　回到重庆，我利用母校所学的一切知识，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全部无私地奉献在重庆的商业战线。由于政治觉悟、专业水平的提高，被提升为科长，不久调往重庆市中区小商小贩整风运动办公室，担任饮食工作组组长，来自银行系统的张青洪同志任副组长。工作中我们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对 3000余个小商小贩进行整顿———他们对供应质量、服务态度都有所改进，并能遵纪守法，按章纳税，间接为社会主义初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原始积累的作用。
　　接着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活动，特别是在大力推行“开动脑筋，进行小改小革小发明”的热潮中，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做到学用结合，与耿宝翠同志一起创造性编写了“简易会计———增减计帐法”，并出册进行推广，受到大家的好评。从开拓重庆的“菜篮子工程”至大跃进开始“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再到市中区创“红旗街”活动中成绩显著，被评为积极分子，以及后来到重庆市工矿贸易公司，下基层、摸情况、精核算、促发展，走遍了29个工矿贸易商店，当好全市工矿企业服务的“后勤兵”，均发挥了自己的知识能量和聪明才智。我所作出的贡献,归功于组织的教育、培养，无愧于从新中国正规专业院校走出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财经管理干部人才的时代荣誉。
　　（王德懿，生于1917年，系我校1957届贸易会计专修科校友）